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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好网络空间共同家园******

　　作者：王禹欣

　　枕水江南，网通天下——世界正式进入“乌镇时间”。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，将世界变成了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。把这个家园建设得更美丽、更干净、更安全，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。

　　增添强动能，深刻洞察数字技术发展趋势——

　　数字经济是重组全球资源要素、重塑经济发展结构、改变全球格局的关键力量。在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精品案例”发布展示上，来自全球6大洲的12个精品案例，展示了数字技术在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、促进社会发展与文化互鉴、维护网络安全等方面的生动实践；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中，全球知名互联网企业、通信及ICT企业、高校及科研机构，展示了5G/6G、IPv6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网络安全、超级计算、数字孪生等领域的丰硕创新成果。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正汇成时代发展的浪潮，万帆竞发、百舸争流。必须立足科技前沿、把握历史主动，方能以数字化激活互联网发展新动能、带动新发展，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世界人民。

　　搭建大平台，深化全球互联网交流合作——

　　本次大会从合作与发展、技术与产业、人文与社会、治理与安全角度出发，汇聚前瞻思考、共享真知灼见。在保留“一带一路”互联网国际合作论坛等传统特色论坛基础上，本次大会聚焦互联网关键资源、弥合数字鸿沟、人工智能与数字伦理等新趋势、新热点增设新论坛，充分探讨全球互联网发展中的重点议题，进一步凝聚共识、加强合作，搭建全球互联网共商共建共享平台，把握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发展趋势，为世界互联网发展治理贡献中国方案、中国智慧。

　　构建新秩序，筑牢网络空间共同体意识——

　　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在网络强国战略指引下，我国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国际技术标准制定，不断推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、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建设。本次大会发布了《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2》《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2》蓝皮书。蓝皮书的发布，为建立什么样的网络空间与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，不断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迈进。

　　聚焦数字赋能、携手共创未来，面向未来，唯有不断加强对话交流、深化务实合作，充分激发数字经济的发展活力、打造融通共赢的发展生态、构建公正合理的治理体系，才能不断夯实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基础，携手共建全球网络空间的共同家园，走出一条充满希望的全球数字发展之路！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2年11月10日 09版）

师恩难忘******

　　刘末利

　　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
　　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
　　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
　　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
　　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　　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
　　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
　　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
　　(历史资料)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